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大一統(tǒng)思想如何孕育、發(fā)展、歷久彌堅?各民族何以團結融合,多元如何聚為一體?如何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讓文物活起來,讓歷史發(fā)聲。8月1日,由國家民委主辦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正式對外展出。展覽以1500余件文物古籍,向觀眾展開了一幅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fā)展的歷史長卷。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fā)明陶容器的地區(qū)之一,在中國先民創(chuàng)造的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馬家窯文化等文化體系中均可以找到陶器的身影,陶器與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息息相關。此展覽中,陶器作為一類重要文物,充分體現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發(fā)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
01 最早的陶器——一枝獨秀陶冶萬年
中國是世界范圍內最早創(chuàng)造和利用陶器的國家之一。根據現有的考古發(fā)現與研究,世界范圍內有6個早期陶器發(fā)明中心——中國南方、中國北方、俄羅斯遠東地區(qū)、日本、西亞和北非,中國占了兩處。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和交叉斷代可知,我國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距今20000-19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制品。我國南方發(fā)現早期陶器的遺址還有: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距今18000年),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距今12000年)、桂林廟巖遺址(距今15000年)和臨桂大巖遺址(距今15000-12000年),浙江浦江上山遺址(距今10000年)等。我國北方發(fā)現早期陶器的遺址包括:河北徐水南莊頭、陽原于家溝、尚義四臺遺址,北京門頭溝東胡林、懷柔轉年遺址,河南新密李家溝、許昌靈井遺址,山東沂源扁扁洞、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白城雙塔遺址等,這些遺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年代也集中在距今13000-10000年。
整體來看,我國早期陶器的發(fā)生與初步發(fā)展的時間大約為距今20000-9000年之間,出現在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轉變過程中。這一時期正處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逐步結束、冰后期開始的階段,干冷向暖濕的頻繁變化是氣候的主要特征。在生存環(huán)境尤其是自然環(huán)境相對惡劣的情況下,人類必須尋找一種更高的能量獲取方式和食物供應模式來維系生存。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不同地區(qū)的先民利用粘土遇水可塑、遇火定型的特性,有意識地將泥土捏塑出一定形狀,陶器也就應運而生。作為火、土、水結合的產物,陶器具備耐火而又不融于水的特征,為食物的烹飪提供了空間和熱的傳導。陶器發(fā)明后,掀起一場熟食革命,既能夠幫助先民將生食改進為熟食,又能夠進一步通過熟食改變人體的飲食結構,對于人類的身體成長與健康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在我國南方,螺、蚌等水生資源也可通過陶器烹煮,為人類提供更多的食物補給和營養(yǎng)。
可以說,早期陶器的誕生,是先民適應生存環(huán)境的產物,也是在資源利用、技術探索、文化傳統(tǒng)之下的一種創(chuàng)舉。自誕生之日起,陶器就隨著中華文明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塑造著人們的行為習慣。
▲雙體陶罐 卡若文化 西藏博物館藏。
▲變體鯢魚紋陶瓶 新石器時代 中國民族博物館藏。(民族畫報記者 鷹鴿 攝)
02 彩陶與蛋殼陶——史前陶器的巔峰之作
陶器在中華大地誕生后,逐步融入中華先民的生活,成為我們如今了解和探索史前人類生活、文化與歷史進程的主要遺存。
隨著歷史的推進,器類愈發(fā)豐富、應用更加廣泛,陶器不僅成為史前時期重要的生活用器,還作為禮儀用器等,被先民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更多意義。其中,尤以在陶器表面飾以各類紋樣和彩繪的彩陶為突出代表。
在距今9000年左右,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在上山文化中期出現,主要有乳白點彩和條紋紅彩兩種紋樣。彩陶的出現表明,史前人類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對陶器進行裝飾,有了一定的審美觀念,是將生活用器賦予藝術性的重要體現。
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時期,各類豐富多樣的彩陶在中原大地風行,締造史前藝術浪潮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彩陶多彩的圖案、精美的紋樣、和諧的色彩和流暢的線條,充分展現出史前先民賦予生活以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因此,仰韶文化也被稱為彩陶文化。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時期,各類彩陶紋樣主要反映了先民對生活的記述和凝練,既有一些簡單的幾何紋樣,又有一些象形圖案,其中以魚紋最為典型。從寫實到寫意,從具象到抽象,彩陶紋樣逐漸演變?yōu)橐?guī)范的幾何形態(tài),這也體現出先民在形象藝術上概念化的創(chuàng)造能力。
隨后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彩陶的紋樣又有了新的氣象。一方面紋樣的內容更為豐富,對稱和重復排列的各類紋樣形成繁復多元的幾何紋飾。比如,由各種直線、曲線和弧線構成各類基礎幾何形態(tài),進而勾連出弧線三角、鉤葉、垂弧等連續(xù)狀花紋。另一方面,彩陶分布范圍隨著文化的發(fā)展而不斷外擴,不僅在豫西晉南、關中地區(qū)和甘青地區(qū)形成較為相似的典型仰韶彩陶風格,同時還對江漢地區(qū)、長江下游地區(qū)以及海岱地區(qū)都產生重要的影響。彩陶文化一時覆蓋了半個中國,成為中華文明濫觴時期的重要元素,彰顯了中華民族早期的藝術成就。
廟底溝時期結束后,彩陶并沒有衰落,相反在不同地區(qū)形成了更為多元、更具創(chuàng)造性的彩陶風格,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其中,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特點鮮明、內涵豐富,尤具創(chuàng)造力和創(chuàng)新性。馬家窯文化承繼仰韶文化的彩陶風格,又發(fā)展出新的特色,既有利用線條圖案化的動物形象,又有抽象對稱的幾何紋樣??偟膩砜?,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紋樣繁密、紋飾精美、構圖復雜、回旋多變,色調和諧又熱烈,是史前彩陶藝術的一座高峰。
從源自生活的象形圖案,到抽象化的幾何紋樣,再到反映宇宙觀、世界觀的太陽紋等,彩陶紋樣逐步圖案化、規(guī)范化、抽象化,不僅體現了史前社會的種種生活面貌,也反映出先民對生活的熱愛和在藝術上的創(chuàng)造力。隨著時代的演進,陶器制作技術也不斷進步、逐步成熟,從直接捏塑、泥片貼筑、泥條盤筑發(fā)展到模制輪制。
新石器時代末期,迎來了制陶工藝的巔峰——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陶。蛋殼陶制作精致、造型獨特,器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蛋殼。通過現代工藝復制程序可知,蛋殼陶在制作伊始就選用多次淘洗、去雜、沉淀的精細陶土,利用快輪拉坯分段制作再粘結成型,入窯燒制前還需對窯爐進行預熱,以防過薄胎體因受熱不均而破碎。蛋殼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陶胎極薄,最薄可達0.2毫米,這是現代手工業(yè)技術都很難達到的水平。因其胎體極薄,蛋殼陶對制作工藝有極高的要求,比如在拉坯成型時不僅需要高速轉輪,而且要極其平穩(wěn),否則難以直立成型,這需要陶工的操作手法熟練且細致。蛋殼陶也因成品率低、生產周期長、耗費成本高而顯得彌足珍貴,從現代考古發(fā)現來看,這些輕薄素雅的陶器多見于大型墓葬,應是一種重要的禮器。
▲鋸齒旋渦紋陶壺 新石器時代 中國民族博物館藏。(民族畫報記者 鷹鴿 攝)
▲黑陶蛋殼鏤孔高柄杯 龍山文化 臨沂市博物館藏。
從制陶的各個程序來看,蛋殼陶都顯示出極高的手工生產技藝,凝聚了從陶器誕生以來的制陶智慧??梢哉f,蛋殼陶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是史前先民在長期歷史發(fā)展中凝結出的智慧結晶,是史前文明高度發(fā)展的生產力與先民創(chuàng)造力的重要體現。
03 綿延不斷——中國古代陶器的繼承與發(fā)展
從考古發(fā)現和研究來看,陶器的產生和發(fā)展伴隨著整個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進程。隨著環(huán)境變化、社會發(fā)展和技術成熟,陶器的形制和功能更趨于多元化和復雜化,各類陶器的不同組合形式亦趨豐富,體現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創(chuàng)新性。
陶器技術的發(fā)展和成熟,是史前社會文明進程中生產力發(fā)展的集中體現。技術上的不斷突破和形制上的復雜演化,不僅是對社會生活需求的功能性適應,亦是早期中華文明在手工業(yè)生產和精神文化領域不斷創(chuàng)新與突破的重要體現。為了獲得足夠的溫度,史前陶工不斷摸索和改進燒成方法,由最初的平地堆燒發(fā)展到平地封泥燒,再逐漸發(fā)展到后來半地下式的橫穴窯和豎穴窯,即開始出現固定的陶窯。通過反復實踐,先民認識到將窯床固定,可以大幅提高燒成溫度,并提高燃料使用效率。陶器的高溫燒制技術、陶范鑄造工藝和拼接制陶理念,也成為后來青銅冶鑄業(yè)中鑄銅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后來夏商周時期高度發(fā)達的青銅文明奠定了基礎。
陶器在中華大地誕生之后,不斷演變發(fā)展,以其為基礎構建起來的文化體系,是史前文明從形成到發(fā)展各個階段的重要體現。東北地區(qū)后套木嘎遺址一期遺存所見的筒形罐,后來與之字紋結合,構成遼西地區(qū)興隆洼至紅山文化系統(tǒng)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對朝鮮、日本和俄羅斯遠東地區(qū)產生重要影響;北方地區(qū)南莊頭、東胡林、轉年等遺址早期陶器以平底為主,后來為磁山文化等所繼承,并發(fā)展出陶支腳補足器物本身的功能屬性;南方地區(qū)仙人洞、玉蟾巖、甑皮巖等遺址早期陶器以圜底釜為主要器類,與后來彭頭山等遺址出土器物亦有承續(xù)。早期陶器的發(fā)展隨著更新世的到來而迎來新的圖景,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逐漸形成多支文化系統(tǒng),以代表性陶器概括,則包括中原的彩陶文化圈、東方的用鼎文化圈、北方的筒形器文化圈和長江流域等諸多文化圈。
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個文化支系不斷發(fā)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其中尤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仰韶晚期黃土高原的諸多遺存、江漢地區(qū)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區(qū)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遼西的紅山文化最為突出。這些文化體系在史前中華大地競相迸發(fā)絢爛的光芒,同時又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在長期的互動與交流中推動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進程。
進入歷史時期,陶器迸發(fā)出更多光彩,燒制技術更先進,種類更趨豐富。夏商周時期,技術方面的突破使印紋硬陶、原始瓷應運而生,為從陶向瓷的升級打好基礎;殷墟、周原等都邑性大遺址所在地出現專門的制陶工業(yè)園區(qū)。器類方面,仿銅陶禮器等新的器類出現,建筑類陶器增加。
漢唐時期,在技術方面,鉛釉陶等出現;在器類方面,除飲食器、貯藏器等生活用器,還有磚、瓦、瓦當等建筑用器,各類模型器、家禽家畜模型、陶俑等陶明器;秦磚漢瓦等建筑類陶器成為時代標志,舉世聞名的秦兵馬俑、唐三彩也是這一時期陶器的代表。漢唐及其后,瓷器大興,成為陶瓷手工業(yè)的另一新高峰,開啟中國作為瓷器之國的時代。
▲“遼三彩”直接承襲和模仿“唐三彩”,成為中華陶瓷文化傳承發(fā)展史上的重要一環(huán)。后排文物從左到右依次是:三彩刻劃牡丹紋執(zhí)壺、三彩劃葵花雙系罐、綠釉敞口瓶。(民族畫報記者 鷹鴿 攝)
▲三彩缽 遼代 首都博物館藏。(民族畫報記者 鷹鴿 攝)
04 陶器——我國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實證
陶器是破譯中華文化的一把鑰匙。一部中國考古史,也是一部陶器研究史。
陶器與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息息相關。從目前考古發(fā)現來看,我國南北方早期陶器的誕生早于農業(yè)的發(fā)生??梢哉f,陶器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為史前先民轉向定居、發(fā)展農業(yè)提供重要條件,也為史前文化從舊石器時代轉向新石器時代提供重要基礎。在史前社會的漫漫長河中,陶器伴隨著中華文明從起源、形成到發(fā)展的整個過程,是我國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實證。
陶器是文化、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綜合體。陶器在形制上豐富多彩、技術上不斷突破、藝術表達上多元系統(tǒng),融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反映出古代文明的基本形態(tài)。陶器的發(fā)明、傳承和演變的脈絡,亦是史前先民因地制宜、應時而變的過程,在理念上因時順勢、立足實際,同時兼容并蓄、傳承有序,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在融合中突破。
一部中國陶器發(fā)展史,也是一部中華文明不斷創(chuàng)新、連綿不絕的活態(tài)發(fā)展史。從發(fā)明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到創(chuàng)造出彩陶、白陶、蛋殼陶,及至印紋硬陶、釉陶,直到瓷器的誕生,先民不斷積累、發(fā)明、創(chuàng)造、揚棄,革故鼎新。應當說,陶器的發(fā)明源自于實踐需求,又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新應用于實踐,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和不懼新挑戰(zhàn)、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前排左:綠釉龍紋瓦當 金代 首都博物館藏;前排右:定窯綠釉矮領罐 金代 中國民族博物館藏。(民族畫報記者 鷹鴿 攝)
從發(fā)明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到“高精尖”技術的蛋殼陶,先民制陶技術不斷進步提升。仰韶文化半坡時期的人面魚紋盆、廟底溝時期的花瓣紋彩陶、汝州閻村的鸛魚石斧圖陶缸、鄭州大河村的彩陶雙連壺、馬家窯文化的多人舞蹈紋盆、陶寺文化的蟠龍紋陶盤等,這些中華大地上不同地區(qū)先民創(chuàng)造出的代表器物,無一不是時代的精品。它們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表征,也是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鮮明印證。
(本文刊發(fā)于《中國民族報》2023年7月7日,作者:王濤、崔明旻,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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